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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相信所有的立志想做媒体的人,我们不仅只是找一份工作,我相信我们内心都有一个梦想,我们希望我们所作的产品、我们所作的节目最终能改变一些什么。”——张泉灵
记张泉灵在央视校园招聘北京大学宣讲会上的发言
首先,从我自己的角度,我一直非常骄傲,我有一群很棒的同事们,我先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两个,在你们左手上方的姑娘是住叙利亚的记者,叫王微微,很年轻,前两年刚入职,我还做过他们的新员工培训,但是她的表现是让我非常敬佩的,这个姑娘一直在叙利亚的第一线,有一天她传回一个片子,在叙利亚发生的内战和很常规的内战是有区别的,你有时候站在街口并不知道是死在谁的枪口下,你并不知道枪来自哪个方向,甚至不知道跟着谁是安全的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她连续的在发回报道,这是我现在非常敬佩的一个姑娘。
底下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大哥,我们焦点访谈的一个老记者,叫曲长英,2003年的时候,我当时已经来到了我心里所在的新闻部,我听说了一次他的采访经历了,那是第一次因为我同事所经历的一切,我第一次在晚上失眠了。
我认真的想我们记者到底能做什么,他当时做了一个节目,在山西有一个煤矿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,但是那个事故被瞒报了下来,事实上是伤了三个人,死了五个人,而瞒报的结果不是这样。瞒报之后,他们把所有的遇难的矿工的遗体,由矿主联合政府部门,包括救助大队的队长,安侦局的局长及区长,一切瞒了下来,并且把遗体悄悄的火化掉了,所有证据都毁掉,而他当时只是接了一个举报电话,这个电话只说有一个煤矿的事故被瞒报了,你再问他你是谁,这个电话就被挂断了。这个电话就让我们的记者到了前方,没有一个更细的内容提供给他,他找了唯一的一个矿工,被当时其他人给迫害了,家里只留了一个老婆,他被老婆推出来的,说你在来我们家里我们家就要遭殃了,他去找矿上,但是没有人,但是在调查之前没有人知道这是一起合谋的隐瞒案件。他最后找到线索的,有两个巧合,他去找的时候,偶遇了一个矿工,当然矿工只能提供情况不能提供证据,他在反复到现场的时候,捡到了一个通讯录,里边记录了曾经在这个矿打过工的矿工的名字,后来他悄悄躲在矿里面进行暗拍,他在夜里潜入了殡仪馆,查了火化遗体的记录,再后来拿到了通讯录,按照通讯录里边的名字,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走了好几个省,把所有活着的人都调查了,这个节目在2013年1月18日和22日连着播出了两期,当时集体隐瞒这个事故的人被当地的法院批逮捕,这个大哥现在五十多了,还在焦点访谈中做着同样的事。
我想他在给我们讲述他在那个煤矿经历的时候,那是我第一次去想我们身为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,在这里我们通常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,我和同事的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。
我想说一个例子,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,有一天我带着地方部的两位同志,我们平时的合作不多。因为当时的通信是断的,所以我们决定用走路的方式,去看中间的震区的状况是什么样子,我们跟着一支消防队员,他们只带了一天的干粮,所以得有人把干粮背着进去,我们当时路过了都江堰的一个塌方地带,不断的有大石头滚下来,我们不能以队伍的结构过去,我们只能打散了之后过去,我们过了500米,这个队伍要重新集结,但是集结的时候我找到那我那两位同事了,我认为我走的很快,他们是摄像,会习惯性留下来拍,但是等了半个小时没有等到他们,我相信他们不会把我这个主持人扔掉。我回过头去找,找到那个塌方地段,我们看到的那半座山垮掉了,我叫他们的名字,我绕到山的那一边,我问村民有没有人,村民说应该没有。我当时的脑子是少有的空白状态,我说这两个人没有了,我怎么跟他的家人交待。后来的校方队员说既然没有人发现,他们应该是跟错队伍了。我在一个大的休息站里,大概有几千人,不断的叫他们的名字,还是找不到,我当时在想,他们到底是回去了,因为过不了塌方地区,回都江堰还是往前走,我想来想去,只要在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我的同事,他们不会往后退的,只要是活着他们会往前走,所以我们没有休息,我们在半夜一点进入了一个镇子,我刚刚进去,他们俩从破帐子里冲出来了,他说我们一直在等着,我说天哪。他们说我们一直在拍,我们看到有十个穿着橘黄色衣服的人,我们追上他们,才发现他们是另外一个消防队。这个故事我只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个概念,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单位,大家这么大的一个单位当然会有不同选择不同价值观的人,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,请相信我,我们都是往前走的人,这是我能确信的。
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2002年经历的两个改变我人生观的事情。
那年春天我去了阿富汗,它的首都基本上处在一个被美军管理的状态,在此之前我看过很多关于战争的影片小说,我以为我是懂战争的,但是到了那个地方,我才发现我对战争的了解太肤浅了。我真正对战争的了解是喀布尔的电线杆前建立起来。我发现在电线杆前有三个丰富整齐的圆柱,你们想,一个炮弹穿过了电线杆,而这个电线杆没有倒,这是什么样的几率,我站在那个电线杆前想,二十几年的战争会给一个地方带来什么样的灾难,我们去北部山区到底那个地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,有没有救援等等。在那个过程中,经过了一个村庄,这个村庄有联合国的基金会在恢复喀布尔的教育,等于是一个扫盲班,有26个不同年龄的孩子还有三个大人,当三个大人坐在后面的时候,我以为他们是孩子的家长在等着接孩子,结果过去一问,他们就是来听扫盲班,他们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来学习。
我想我只是看到战争残酷最最表层的一面,但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战争的认识。2002年,我们去罗布泊,我们有一个穿越的直播活动,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事件,记得是在这个位置,叫土银,经过一片大的雅丹,那边是残阳如血,地面上是沙地,我记得那一天我坐在那个地方,几乎那一刻我可以在四周看到地球的地平线,那一次经历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简单的幸福,在此之前简单的幸福存在于理想和诗歌了,但那一刻我觉得简单的幸福成了我真正的生活理念,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亲自的经历。更重要的是,干这一行可以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,认识这些人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,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,改变你对生活目标的看法。
还有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认识的一个人老杨,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认识他的,是在2008年的5月16日。老杨的背景在地震之前在当地映秀是一个颇有身价的人,是搞挖沙工作的,5月16日为了庆祝,他们由又卖了一台,他把他们家三个兄弟叫在一起吃了一个饭,但是在吃饭的时候,赶上了这个地震,死了四口,其中包括他妻子。他们家与映秀小学是一墙之隔,他第一时间知道妻子是找不到了,所以他去救孩子,在当时大型的机械是非常难得的,只有大型的器械才能把楼板给掀开,他到很远的水电站借了一个吊车,开始在映秀小学开始救人,救出了20多个孩子。在20日那天,因为已经过去了四天,所有的遗体要掩埋,然后老杨还在这个吊车上的时候,突然听说他的妻子已经被抬到那个公墓上去了,他下了吊车就往公墓跑,有三公里的路,他跳到公墓,每一个人有一个袋子,他把袋子拉开,看到了自己的妻子,摆正了位置,磕了一个头。我看到他磕了一个头就往外跑,我就跟着他跑,到了映秀的现场,又上了车,这是5月17日。映秀小学救出了最后一个人,被掩埋了36个小时的江雨行,就是故事里穿白色背心的那一位。如果故事到这里,给我的震撼不会那么大。我半年之后又见到了老杨,他地震的板房区中开了一个小卖部,他居然去都江堰印了一张名片,叫震中饭店,他在名片中印了一句话,他说感谢这半年中两到映秀的人,感谢你们所有人给予的支持,那张名片我到现在还留着,隔了一年我又去了映秀,那个时候他有了女朋友,那个时候他的生活重新开始了,是一个听说他的故事从都江堰赶来的刘阿姨。到现在老杨还是我的微信好友。你从他一个人的身上能够看到,即便在你最绝望的时候,其实希望是在的,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能对人性绝望,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人的一分子,我们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性的选择。
再附带说两个人,老杨所救的映秀的校长是姓谭,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夜白头不是传说,是真事,但是真正永远停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我在半年之后见到的谭校长,他是唯一一个在映秀镇穿红衣服的人,在那场映秀灾难是45%的死亡率,谭校长是第一个穿上红衣服的,他说总要走出来,我要告诉大家,生活是要重新开始的,所以永远那穿红衣服的身影,那个站在板房的身影是这位老师。
第三位,每一次他提起他的经历的时候,我觉得我不能再问他第二遍,我觉得每问一次是残忍,后来见到他是爆瘦,又隔了一个月他胖了二十几斤,他们唯一的消遣是晚上喝酒,直到一年半的时候我在CCTV小学的操场上见到他在打篮球,他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,一个不再爆瘦和暴饮暴食的状态,我看到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修复,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要给自己机会,同样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给这个世界机会,给这个社会机会,我看到了自我修复的力量。
还有一个姑娘我特别佩服,这个姑娘告诉我,很多事情当我们努一把力,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的,这个姑娘是一个瓷娃娃,从小到大很容易骨折,而瓷娃娃关爱协会是由她创立的,我见到这个姑娘的时候,整个做节目的团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,让她和民政部的部长进行一次对话。在2008年的两会上,当时中国民间慈善团体正式资格注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,通过那次对话,我们让北京市的民政局的官员们去考察他们在做什么,到底这样的民间机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,他们在那一年成功的注册了,一直发展壮大到了今天。如果作为一个媒体人,如果站在央视的平台上,有些事情去推,真的可以做到。
再跟大家分享两个能够做到的事情,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,所有贫困地区的孩子的字典是由国家掏钱的,不是由孩子自己掏钱,但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在一个聚会上,一个广西的记者告诉我孩子们没有字典,所以他们的想发起一个活动给孩子们送字典,我们做了一个节目,再后来这完全由国家出资,再还是国家出资之后,这个字典有人印盗版,有人没有集中的购买,然后这件事情慢慢的进入了正规。有些事情我们传播,我们做传播的人,会说我们国家在传播方式上有的时候会老套,但是整个体系往前推会有落幕的。
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,M370不见了的,我们在一个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,我们从得到这个消息,一直到新闻发布会开始之前,我有半个小时的时候,我一直在告诉秦刚,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,到底记者要了解什么事情。我们涉及了几个国家在进行搜寻,这个消息的确切的消息是怎么样的,包括沟通,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记者提这个问题,是等到王毅部长再答,还是王毅部长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所以最后是王毅部长一出来就提到了M370的事情,包括外交部做的工作,我要赶紧回去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跟进,这个对于外交部当时宣传的工作是一个有利的形象,也是符合传播规律的事情,但是这样的事情,不能光等环境的改变。我们站在(央视)这个平台,成为她的一分子的时候,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把环境变的更好,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。
最后想跟大家问一个问题,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,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媒体,但是请问大家,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,你是希望在屏幕前评论、吐槽,还是去现场去发现,用你的嘴报道,来影响世界,如果你是选现场的话,我想找不到第二个比央视更好的平台,这句话出自内心,谢谢。